今日,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,我院于9月20日隆重召开2025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专业委员会年会暨“中国近现代传播技术与社会文明”学术论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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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(记者 陆航)9月20日,2025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专业委员会年会暨“中国近现代传播技术与社会文明”学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。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守湖,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蒋建国教授致辞。
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黄旦认为,当前“地方新闻史”将“地方”理解为全国或者国家之中的一个孤立和封闭的“单点”,“地方新闻史”成为一种“地方+报纸”的做法。地方等于节点,是凝结关系的“地点”。地方与周边既连又分,地方新闻史研究不能因界限而互相隔离,需要重新学习,转变眼光和思路,吸取媒介学的理论养分,将报刊作为运作中介而不是内容载体,考察地方与无地方的互联互变。
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民国新闻史研究所所长倪延年表示,《浙江新闻史》是第一部地方新闻史著作,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地方新闻史著作,在内容体系方面表现出历史特征的演进,具有“历史阶段”从“不完整”到“完整”、涵盖的新闻事业要素从“单一”到“多样”、内容表现形式从“简单”到“复杂”、内容体系结构样式从“单纯”到“丰富”、主题“相同”表述“多样”等特点。
“稀缺性”蕴含于媒介的社会功能之中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、教授周勇认为,中国广播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出稀缺的“新技术”“新信源”“新渠道”“新场景”等特性。当今广播所呈现出的“稀缺性”同样多元,“信息”“渠道”“生活方式”等多维度“稀缺”相互交织,成为新时代广播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。当前,广播面临着新媒体时代用户需求的多元转变,新时期的“新广播”发展需面向新时代、面向新技术、面向新场景,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发展之路。
数字社会,媒体传播结构发生重大变革,政治家办报需有新的内涵。《新闻大学》常务副主编、复旦大学教授朱春阳表示,政治家办报与传播环境相关。传统新闻业中媒体天然处于社会传播中枢,数字时代信息通过新的传播节点建立新的连接,形成新的传播路径。理解数字时代的政治家办报,需要回到数字社会、数字新闻业的现场,以媒介可控性视角,由传统“三闻”新闻政策转向“四全”媒体全新要求。
《新闻与传播研究》执行主编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鸿军认为,智能传播知识生产具有知识民主化与认知鸿沟阶层分化并存、知识“液态化”加速、生产-传播-消费闭环融合等规律,存在精准性提升与多样性退化、效率性增加与批判性时间压缩、规律集中性追求与价值中立性垄断三大悖论,带来知识权威性消减、生成式AI的“幻觉问题”、版权困境和认知安全调整等问题,倡议当今学者能够成为认知生态的建筑师、人文理性之光的守护者,培养机器无法代替的能力。
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围绕《万国公报》和《益闻录》,通过清末上海地区新旧两教办刊世俗化之比较,分析与中国社会的融合程度,探讨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的影响。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、教授王润泽作了《研究生新闻史教学改革思考》的学术报告。
本次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专业委员会主办,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。来自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湖南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,围绕“古代与晚清新闻事业”“近现代传播技术与社会变革”“近代传播技术与地方媒介拓展”“近现代城市、交通网络与报刊发行”“近现代知识群体互动与传播技术转型”“延安时期的传播网络与社会动员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史研究与资料库建设’”“陕甘宁边区新闻传播史”“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专题研究”等主题,揭示传播技术与新闻活动的内在逻辑,探讨中国近现代传播技术与社会文明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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